法兴银行强调，在中国多家非银行企业最近的半年报中，这类非主营业务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利润。

所以我想，我们的金融体制必须多元化，让中小企业或者微型企业、创业型企业有它的门当户对的金融服务机构，而不是一窝蜂地涌向个别的、若干个金融机构，这是一个解决问题之本。金融体制必须多元化记者：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银行业转型的方向是在哪里？李稻葵：银行业转型的方向，从大的格局上讲，要改变现在靠贷款、靠扩张获得盈利的一个方式，它的业务收入来源要多元化，要减少贷款的比重，增加中介业务收入的比重，这是一个大格局。

9月、10月多事之秋，不断波动，这个形势下，可能需要走一步看一步，很难讲。从8月份开始，到明年的上半年。记者：中国政府今年把控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中国将从过去2%的温和通胀，转为3%～5%的温和通胀。李稻葵在访谈中表示，欧美经济不会陷入二次探底。

记者：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个话题是国内外都存在的问题，你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症结在哪里，如何化解这个问题？李稻葵：症结可能也是跟银行有关。欧洲的主体是德国和法国，德国跟法国当然会受到波及，他们银行的信用、资产负债表会恶化，银行的信用评级会下降，会带来二次冲击。最近吴敬琏再次撰文警示：一旦进入政府主导路径，既得利益者必然推动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

由于风险与收益的分配存在跨期稳定，维稳容易成为具有诱惑力的选择。要政府放弃权力，就像高西庆先生所言需要灵魂深处的革命。蜿蜒在历史三峡的中国经济，能否冲破既得利益和极左势力的双重干扰，奔向法治市场经济的大河，有赖于我们以巨大的勇气推进改革。然而，大禹治水的历史智慧告诉我们：追求稳定，不能靠维稳。

对于政治改革，决策者也应有这样的胸怀。从2001年怒斥中国股市连规范的赌场都不如，到2010年警告中国股市正处于强盗贵族时代，再到近年来成为呼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旗手，从吴市场到吴法治，他总是点中中国经济的痛处。

2011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1%，今年预计突破10万亿大关，以优厚财力去弥补社会保障缺口、加强医疗、教育领域投入，条件成熟。这句话在当下愈加显出意义。三，由于政府有形之手频频介入经济活动，在司法独立未能健全的情况下，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尤以征地和房屋拆迁为甚。的确，对于人口众多、结构复杂的中国而言，稳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改革不仅是必要的，眼下也是改革的窗口期。邓小平曾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非常有预见性的判断。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时指出：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吴敬琏先生，年逾八旬依旧为中国改革而常怀千岁忧。

压力之下，大连PX项目被勒令搬迁、海宁晶科能源控股因为污染被勒令停产。改革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鉴于环境污染的广泛性，类似的群体性事件仍将不断出现。推进改革，当然会遇到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

二，在基尼系数达到与美国接近的0.5的同时，腐败问题日趋严重，引发公众严重不满。而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十二五规划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中共中央提出加强社会管理，都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压力的存在。不仅公众的改革诉求空前高涨，改革的条件也更加成熟：大型银行凤凰涅槃，从30%多的不良资产率到如今的丰厚利润，利率市场化改革时机已经成熟。作者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进入专题： 吴敬琏 中国经济 改革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维稳的收益在短期，风险在未来。

通过减税返利于民条件成熟……究改革实质，在于政府体制改革，即政府应合理地有所为有所不为，退出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和参与，减少审批权，转向以公共服务职能为主的小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维稳或许可以实现短期的稳定，但是可能为今后更大的不稳定埋下隐患。

另一方面，极左力量竭力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其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我们应做出何种选择？这显然取决于对局势的判断。

正如吴敬琏先生忧心告诫的：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于防止事态恶化措施不力啧有烦言，甚至将其形容为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从当前事态看，批评政府和要求政府有更多作为是完全有理由的。

由于官员权力太大而又得不到制约，腐败也呈高端化发展趋势。维稳和改革，都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方法，但二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与后果。主要央企都已经IPO，盈利能力空前，2010年仅两桶油的利润就已经超过民企500强总和，进一步推进央企体制改革、打破垄断条件成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谈到经济转型时曾说，功成不必在我任期。

在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驱使下，出现了严重的上访现象，以及作为应对的地方政府拦截上访产业。改革的风险在当下，收益的实现却可能在远期。

随着创业板的推出，民营企业成为上市主体，证券市场扶持国企改革功能已失去必要性，废除IPO审批制时机成熟。眼下中国改革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一方面，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蜕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资金总规模很大，但是运作得不是很好，存在着有权力背景的人临门一脚、强制入股、捞了就走的情况。

这种做法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第一，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得大约2.5亿农村低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就业，也使得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其中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所以到了十一五最后一年，中共中央就在中央党校办了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班，胡锦涛同志在开班讲话中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刻不容缓的高度。二是造成了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最顶层的设计是明确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体制?在中国改革的早期阶段，不同的社会群体似乎都达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共识：建立一个比一般的欧美市场经济中政府起更大作用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然，现在多数所谓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依然很低，我们应该努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不过，和在农村的收入情况相比，还是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高。

改革应该从哪里着手呢?我认为，首先得要有一个顶层设计。国务院领导人在多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再强调，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没有管好。

当然，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没有规范化、制度化，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很小，赋予了中央官员和部门太大的自由裁量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这与中央、地方的支出结构不是同一个问题。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而且不断增加。